突然想听《Singin' in the Rain》，于是在YouTube上翻，就撞到了这位。
生于1985年12月10日，身高没找到，菲律宾裔维也纳人。2008年1月12日，在奥地利ORF电视台办的“Musical! Die Show”音乐剧选秀节目里拿到了冠军，红了。
这位在华语地区没什么名气，不知道为啥。唱得还不错，又投入又声嘶力竭的，特别是下面这一段《Jesus Christ Superstar》。不过跳舞就不敢恭维了，上面那段里的风车，雷得我够呛。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：变革
理论与实际总是有一段距离的。尽管在《沃尔芬登报告》引发的那次法理辩论中，哈特一方战胜了德夫林一方，然而在现实中实现同性恋非刑事化，依旧颇费了一番周折。
针对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第一次议会辩论由弗兰克·帕肯汉姆（Frank Pakenham）发起并于1957年12月4日举行，彼得·莱德布拉德（Peter Wildeblood）出席并作证。参与辩论的17人中，有8人表示支持《沃尔芬登报告》。然而当时的英国内政大臣大卫·麦克斯韦-法佛（David Maxwell-Fyfe）认为公众恐怕不会接受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观点，并提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。
之后不久，托尼·戴森（Tony Dyson，又名Anthony Edward Dyson，即A. E. Dyson）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并征集了超过30个各界要人的签名，敦促政府接受《沃尔芬登报告》所提出的建议。这封信被刊登在1958年3月7日的《纽约时报》上，签名者包括Clement Atlee、Alfred Julius Ayer、Isaiah Berlin、Trevor Huddleston、Julian Huxley、John Boynton Priestley、Donald Soper等等。
托尼·戴森还与比尔·海维特（Bill Hewitt）等人一起，于1958年5月12日组建了HLRS（Homosexual Law Reform Society）。该组织为实现同性恋非刑事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，如派发传单，游说国会议员等。
政府在此事上也并非一无作为，1958年内政部委托理查德·豪瑟（Richard Hauser）针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一次调查。但豪瑟于1962年提交的报告中称，同性恋问题是可以“避免”和“被控制”的。他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意见，例如设立隐私门诊“治疗”同性恋等等。
显然政府更倾向于接受豪瑟的观点，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直到1965年，艾瑞安爵士（Lord Arran）向上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性犯罪的刑法修正案，企图通过立法使年满21岁的同性恋于私人场所进行性行为不再违法。一年后，汉弗莱·伯克利（Humphry Berkeley）向下议院提交了同样的建议。然而伯克利在1966年的换届选举中失去了他的议员席位，于是里奥·艾伯瑟（Leo Abse）接过了他未完成的事业。
在经历了若干次的激烈辩论和深夜投票后，1967年7月27日《性犯罪法》（Sexual Offences Act 1967）终于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。该法案替代了1861年《人身犯罪法》和1885年《刑法修正案》的相关内容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同性恋非刑事化得以实现。
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的事件，虽然它来得太缓慢，而且离真正的平权似乎还很远。不过只要付出了努力，该到来的终究会到来，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。
1980年，通过SMG（Scottish Minorities Group）的努力，苏格兰实现同性恋非刑事化。
1988年5月，《地方政府法》（Local Government Act）获得通过，该法案第28节禁止在学校宣扬同性恋行为，或进行同性恋教育。
1990年，发生了几起针对同性恋的谋杀案。
1994年2月，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。另一项拟将合法年龄降至16岁的提案在下议院被否决。
1998年6月，下议院通过将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降至16岁的提案，但该提案在上议院被否决。
2000年2月，由于将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降至16岁的提案再次被上议院否决，下议院议长迈克尔·马丁（Michael Martin）宣布行使《议会法》授予的权利使该项提案被强行通过。（这是自一战以来，英国下议院第四次行使该权利。）9月，依据欧盟人权法庭的判决，英国国防部撤销禁止同性恋从军的禁令。另外，苏格兰于当年废除《地方政府法》第28节的内容。
2001年，伦敦市长肯·利文斯通（Ken Livingstone）实现了他竞选时许下的诺言，伦敦宣布接受“同性恋伴侣关系”的登记。
2002年11月，议会通过立法，授予单身同性恋及同性恋伴侣领养权。
2003年，英格兰和威尔士相继废除《地方政府法》第28节。
2004年，《公民关系法》（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）获得通过，并于2005年12月5日起生效，该法案授予同性恋登记成为伴侣的权利。虽然名称不同，但同性伴侣享受异性夫妻在财产、继承、移民、纳税等方面享有的一切民事权利。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：辩论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虽然是针对同性恋和卖淫问题做出的，但其核心内容却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，即公法与私德之间应存在界限。然而在报告出版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争议的焦点均集中在“性道德与刑罚”这一相对狭窄的层面上。直到两位学界顶尖的人物出面之后，争论才提升到了法理的高度。
帕特里克·德夫林（Patrick Devlin），父亲是教会建筑师，母亲是新教教徒，兄弟姐妹中有两位修女和一位牧师。曾就读于剑桥大学，专业是历史和法律。毕业之后成为一名商业律师，并在二战期间为多个政府部门工作过。1948年他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，时年42岁，是20世纪第二年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，次年被授勋。
作为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德夫林认为，法律和道德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。道德是法律的依据和最终评价标准，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及理想。而社会的存在和维系有赖于社会大众共同的道德观，道德崩坏会（如叛国）对社会的存在造成威胁，甚至引起社会崩溃。因此，为了保护社会，法律应该对不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进行干涉和制裁。
1959年7月，德夫林于英国科学院所作的第二届马克比（Maccabean）演讲中阐述了他的观点：第一，社会有权利对道德问题做出判断；第二，社会有权利使用法律强制实行它的判断；第三，可以用一种确定公共道德的方法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实施法律强制。
德夫林的这一论调引起了另一位实证法学家的严重不满，那就是时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的赫尔伯特·哈特（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）。哈特质疑的重点是德夫林的“社会崩溃论”。他提出：第一，如果一个社会的应然道德与实然道德不相符—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，用法律强制维护这样的社会就有道德问题；第二，即使应然道德与实然道德相符，仍然必须证明实施法律强制的正当性，某一行为即使依照一般的行为标准被视为不道德，并不足以使该行为成为应受法律惩罚的理由；第三，有一部分道德需要实施法律强制，但这并非是因为那些行为悖离了道德，而是因为对他人造成了伤害。
在指出了法律强制实施道德会存在道德问题之后，哈特进一步质疑了德夫林观点的逻辑起点。首先，德夫林称违反道德会损害社会，甚至引起社会崩溃，但他没有给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；其次，德夫林将维系社会与维系道德当成了同一件事，那即是说对道德实施法律强制，仅仅因为它是“道德”，哈特称这样的观点连功利主义都不算，只能说是一种伪功利主义；最后，哈特还指出德夫林用以确定公共道德的方式也很奇怪，即去询问一个“心智健全，具备普遍被接受观点的理性人”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非理性的，混淆了道德问题和感情问题。
两人之间的辩论持续了数年之久，形成两大阵营，并被视为英美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一次较量。而且，两方各自的观点也被集结成书，德夫林的是《强制执行道德》（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），哈特的则是著名的《法律、自由与道德》（Law, Liberty and Morality）。
辩论的最终结果是德夫林撰文，收回了自己先前的观点，哈特一方获得了胜利。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辩论，时至今日，尽管法学流派众多，但几乎都承认法律的基本职能是“维护社会秩序”，而不应该“对道德实施法律强制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