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：委员会

John Wolfenden

持续的“大清洗”让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和处刑，其中还包括一些名流和贵族。这使得民众有一种“同性恋罪犯”泛滥的认知，甚至引发了道德恐慌。1953年12月，德斯蒙德·唐利尼（Desmond Donnelly）和罗伯特·布思比（Robert Boothby）呼吁政府对此采取措施。面临巨大压力的保守党政府于是在1954年8月24日任命约翰·弗雷德里克·沃尔芬登（John Frederick Wolfenden）组织一个委员会，对同性恋和卖淫等问题进行调查。

沃尔芬登时任雷丁大学副校长，此前也一直致力于教育工作。然而决定由他担任委员长的政府官员当时肯定不知道，沃尔芬登的儿子，杰里米·沃尔芬登（Jeremy Wolfenden，之后成为《每日电讯报》驻莫斯科记者和英国间谍），恰巧也正是一名同性恋者。

包括沃尔芬登在内，该委员会成员共15人，3名为女性。从事的职业有政府官员、议员、法官、大学教授、医生等等，部分人还有教会背景。从1954年9月15日第一次会议开始，委员会共举行了62次集会，其中的32次为问讯证人。这些证人中有的是精神病学、犯罪学的专家，有的是同性恋者。

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三年之久，其间有两人退出。最后，绝大部分委员会成员都取得了共识：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，也不是犯罪，更不应该受到惩罚。只有一名成员，詹姆士·亚岱尔（James Adair O.B.E）表示无法认同这个观点，不过这并不能影响委员会取得最后的结论。

1957年9月3日，长达155页的《同性恋犯罪和卖淫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》（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Homosexual Offences and Prostitution）出版了。出于传统，也为了方便，这份报告又被称之为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（Wolfenden report）。

这份报告中写道：“我们认为，它（刑法）的功能是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及体面的行为，对公民进行保护，使他们不受到侵犯和伤害，并且提供充分的安全措施以防止剥削和腐化他人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为年轻、身心较弱、没有经验，或者是特别在现实上、身份处境上及经济上要依赖他人者。……成年人之间自愿且在私下进行的同性恋行为，不应再被视为犯罪。……在私人道德领域，社会与法律应该给予个人选择及行动的自由。……法律应该留下一个属于私人的，道德与不道德的领域，这个领域，简言之，不关法律的事。”

可以想见，这样的一份报告在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多大的反响。《旗帜晚报》（The Evening Standard）称报告是一种“倒退，并应该受到谴责”，《每日邮报》（Daily Mail）也认为：“不进行处罚，只会强化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，使他们愈加堕落”。

支持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声音当然也有。《纽约时报》（The Times）认为：“不牵涉未成年人、强迫、欺诈和公然猥亵的性行为不应该受法律的管辖。”《伦敦经济学家》（The London Economist）也表示赞同，认为：“现行法律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理性，不合逻辑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