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沃尔芬登报告》:辩论
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虽然是针对同性恋和卖淫问题做出的,但其核心内容却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,即公法与私德之间应存在界限。然而在报告出版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争议的焦点均集中在“性道德与刑罚”这一相对狭窄的层面上。直到两位学界顶尖的人物出面之后,争论才提升到了法理的高度。

帕特里克·德夫林(Patrick Devlin),父亲是教会建筑师,母亲是新教教徒,兄弟姐妹中有两位修女和一位牧师。曾就读于剑桥大学,专业是历史和法律。毕业之后成为一名商业律师,并在二战期间为多个政府部门工作过。1948年他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,时年42岁,是20世纪第二年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,次年被授勋。

作为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德夫林认为,法律和道德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。道德是法律的依据和最终评价标准,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及理想。而社会的存在和维系有赖于社会大众共同的道德观,道德崩坏会(如叛国)对社会的存在造成威胁,甚至引起社会崩溃。因此,为了保护社会,法律应该对不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进行干涉和制裁。

1959年7月,德夫林于英国科学院所作的第二届马克比(Maccabean)演讲中阐述了他的观点:第一,社会有权利对道德问题做出判断;第二,社会有权利使用法律强制实行它的判断;第三,可以用一种确定公共道德的方法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实施法律强制。

德夫林的这一论调引起了另一位实证法学家的严重不满,那就是时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的赫尔伯特·哈特(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)。哈特质疑的重点是德夫林的“社会崩溃论”。他提出:第一,如果一个社会的应然道德与实然道德不相符—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,用法律强制维护这样的社会就有道德问题;第二,即使应然道德与实然道德相符,仍然必须证明实施法律强制的正当性,某一行为即使依照一般的行为标准被视为不道德,并不足以使该行为成为应受法律惩罚的理由;第三,有一部分道德需要实施法律强制,但这并非是因为那些行为悖离了道德,而是因为对他人造成了伤害。

在指出了法律强制实施道德会存在道德问题之后,哈特进一步质疑了德夫林观点的逻辑起点。首先,德夫林称违反道德会损害社会,甚至引起社会崩溃,但他没有给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;其次,德夫林将维系社会与维系道德当成了同一件事,那即是说对道德实施法律强制,仅仅因为它是“道德”,哈特称这样的观点连功利主义都不算,只能说是一种伪功利主义;最后,哈特还指出德夫林用以确定公共道德的方式也很奇怪,即去询问一个“心智健全,具备普遍被接受观点的理性人”,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非理性的,混淆了道德问题和感情问题。

两人之间的辩论持续了数年之久,形成两大阵营,并被视为英美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一次较量。而且,两方各自的观点也被集结成书,德夫林的是《强制执行道德》(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),哈特的则是著名的《法律、自由与道德》(Law, Liberty and Morality)。

辩论的最终结果是德夫林撰文,收回了自己先前的观点,哈特一方获得了胜利。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辩论,时至今日,尽管法学流派众多,但几乎都承认法律的基本职能是“维护社会秩序”,而不应该“对道德实施法律强制”。
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:委员会


John Wolfenden

持续的“大清洗”让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和处刑,其中还包括一些名流和贵族。这使得民众有一种“同性恋罪犯”泛滥的认知,甚至引发了道德恐慌。1953年12月,德斯蒙德·唐利尼(Desmond Donnelly)和罗伯特·布思比(Robert Boothby)呼吁政府对此采取措施。面临巨大压力的保守党政府于是在1954年8月24日任命约翰·弗雷德里克·沃尔芬登(John Frederick Wolfenden)组织一个委员会,对同性恋和卖淫等问题进行调查。

沃尔芬登时任雷丁大学副校长,此前也一直致力于教育工作。然而决定由他担任委员长的政府官员当时肯定不知道,沃尔芬登的儿子,杰里米·沃尔芬登(Jeremy Wolfenden,之后成为《每日电讯报》驻莫斯科记者和英国间谍),恰巧也正是一名同性恋者。

包括沃尔芬登在内,该委员会成员共15人,3名为女性。从事的职业有政府官员、议员、法官、大学教授、医生等等,部分人还有教会背景。从1954年9月15日第一次会议开始,委员会共举行了62次集会,其中的32次为问讯证人。这些证人中有的是精神病学、犯罪学的专家,有的是同性恋者。

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三年之久,其间有两人退出。最后,绝大部分委员会成员都取得了共识: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,也不是犯罪,更不应该受到惩罚。只有一名成员,詹姆士·亚岱尔(James Adair O.B.E)表示无法认同这个观点,不过这并不能影响委员会取得最后的结论。

1957年9月3日,长达155页的《同性恋犯罪和卖淫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》(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Homosexual Offences and Prostitution)出版了。出于传统,也为了方便,这份报告又被称之为《沃尔芬登报告》(Wolfenden report)。

这份报告中写道:“我们认为,它(刑法)的功能是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及体面的行为,对公民进行保护,使他们不受到侵犯和伤害,并且提供充分的安全措施以防止剥削和腐化他人,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为年轻、身心较弱、没有经验,或者是特别在现实上、身份处境上及经济上要依赖他人者。……成年人之间自愿且在私下进行的同性恋行为,不应再被视为犯罪。……在私人道德领域,社会与法律应该给予个人选择及行动的自由。……法律应该留下一个属于私人的,道德与不道德的领域,这个领域,简言之,不关法律的事。”

可以想见,这样的一份报告在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多大的反响。《旗帜晚报》(The Evening Standard)称报告是一种“倒退,并应该受到谴责”,《每日邮报》(Daily Mail)也认为:“不进行处罚,只会强化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,使他们愈加堕落”。

支持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声音当然也有。《纽约时报》(The Times)认为:“不牵涉未成年人、强迫、欺诈和公然猥亵的性行为不应该受法律的管辖。”《伦敦经济学家》(The London Economist)也表示赞同,认为:“现行法律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理性,不合逻辑的。”
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:大清洗

说起同志运动,《沃尔芬登报告(Wolfenden report)》则是不得不提的一笔。该报告首次提出应该在法律和道德间划出界限,为同志运动的第一步——同性恋非刑事化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而且今年,即2007年,正好是该报告发表50周年。

从1953年秋天开始,英国警方针对同性恋进行了一次“大清洗”行动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,有近5000名同性恋者因强制猥亵、引诱、鸡奸等罪名被逮捕。这一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,即1938年的8.5倍。

在当时的英国,警方的行动是有其法律依据的。1861年《人身犯罪法》(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)虽然废除了针对鸡奸和兽交的死刑条款,但依照该法案第61条和62条,两罪至多仍将被处以终身或十年监禁。1885年《刑法修正案》(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 1885)第11条中也规定,男性间的“猥亵行为”将被处以不超过2年的监禁。(奥斯卡·王尔德,Oscar Wilde,于1895年即因该条款被判有罪。)


Guy Burgess

而说起这一次“大清洗”的起因,却有些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的味道。1951年3月,英国情报局破译了苏联密码,确认英国内部有人长期系统地从美国获得情报,再转手卖给苏联。这一严重的泄密事件涉案者有5人,均从剑桥大学毕业,被后世称为“剑桥五人众”(Cambridge Five)。其中有时任英国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的唐纳德·麦克林(Donald Maclean),还有盖伊·伯格斯(Guy Burgess)——后者正是一位有名的同性恋者。

当时正处于冷战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,于是警察们几乎将“同性恋”与“叛国罪”联系到了一起。那段时间里,出现在一个被同性恋当作“渔场”的公园中,或是留名于某位已经被拘留的同性恋者的通讯录上,都有可能被逮捕。一旦被警方认定有罪,即使只是课以罚金,人们的姓名、地址、工作单位等信息仍会在报纸上公布,这不谛于是毁了一个人的前途。


John Gielgud所扮演的哈姆雷特

随着“大清洗”愈演愈烈,一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也被牵扯进来。1953年10月21日,著名演员,被誉为“英国剧坛三雄”之一的约翰·吉尔古德(John Gielgud)在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爵士称号之后不久,即因“强制猥亵”的罪名而被逮捕。

吉尔古德在法庭上认罪、道歉并交付罚金,但他在口供中使用了虚假的名字(Arthur Gielgud)和职业,希望此事不要被公众知道。(实际上7年前就有人这么干了,艾力克·吉尼斯,Alec Guinness。还记得吧,《星球大战》里那位看起来很睿智的导师欧比王。)然而事情还是被媒体捅了出来,并且就是在庭审的当天。吉尔古德因此陷入了屈辱感和恐慌,但观众在他接下来的一次表演中给予了他长时间的起立鼓掌,以示支持。

毕竟不涉及牢狱之灾,所以相比吉尔古德事件,还有一个更加轰动的案子。爱德华·蒙塔古(这位前人的名字好长,贵族谱真大:Edward John Barrington Douglas-Scott-Montagu, known as Lord Montagu, third Baron Montagu of Beaulieu)和电影导演肯尼斯·休姆(Kenneth Hume)于1953年8月底的一个周末,与两名童子军在一间海边小屋里一起洗澡。随后蒙塔古男爵因丢失了一架照相机而报警,警察到来后,两名童子军却声称被强暴,于是二人被捕。(跟阿兰·图灵的事件还蛮相似的。)第一次审判于1953年12月举行,蒙塔古被指控实施“违反自然的性行为”及强制猥亵罪。但该次审判并没有获得最终结果,于是法庭决定择期再审。

经过重新调查取证,蒙塔古的堂弟迈克尔·皮特-里弗斯(Michael Pitt-Rivers)和《每日邮报》记者彼得·莱德布拉德(Peter Wildeblood)于1954年1月9日也被警方逮捕。罪名是1952年夏天,两人受邀去蒙塔古海边小屋度假时,与蒙塔古合谋猥亵了两名英国皇家空军爱德华·麦克纳利(Edward McNally)和约翰·雷诺兹(John Reynolds)。


Peter Wildeblood

针对三人的审判于1954年3月15日再次开庭,庭审持续了8天。因为警方高调合作的态度和媒体的报道,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。其间,莱德布拉德在法庭上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。最后三名被告均被判有罪,皮特-里弗斯和莱德布拉德获刑18个月监禁,蒙塔古获刑12个月监禁。

顺带一提,莱德布拉德是英国历史上最早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之一。1955年3月获释后的他也参与了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编写,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《Against the Law》一书。在一切结束之后,无法再返回新闻界的他成为了一名电视节目制作人,并于70年代早期加入加拿大国籍并移居多伦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