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：变革

理论与实际总是有一段距离的。尽管在《沃尔芬登报告》引发的那次法理辩论中，哈特一方战胜了德夫林一方，然而在现实中实现同性恋非刑事化，依旧颇费了一番周折。

针对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第一次议会辩论由弗兰克·帕肯汉姆（Frank Pakenham）发起并于1957年12月4日举行，彼得·莱德布拉德（Peter Wildeblood）出席并作证。参与辩论的17人中，有8人表示支持《沃尔芬登报告》。然而当时的英国内政大臣大卫·麦克斯韦-法佛（David Maxwell-Fyfe）认为公众恐怕不会接受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观点，并提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。

之后不久，托尼·戴森（Tony Dyson，又名Anthony Edward Dyson，即A. E. Dyson）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并征集了超过30个各界要人的签名，敦促政府接受《沃尔芬登报告》所提出的建议。这封信被刊登在1958年3月7日的《纽约时报》上，签名者包括Clement Atlee、Alfred Julius Ayer、Isaiah Berlin、Trevor Huddleston、Julian Huxley、John Boynton Priestley、Donald Soper等等。

托尼·戴森还与比尔·海维特（Bill Hewitt）等人一起，于1958年5月12日组建了HLRS（Homosexual Law Reform Society）。该组织为实现同性恋非刑事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，如派发传单，游说国会议员等。

政府在此事上也并非一无作为，1958年内政部委托理查德·豪瑟（Richard Hauser）针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一次调查。但豪瑟于1962年提交的报告中称，同性恋问题是可以“避免”和“被控制”的。他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意见，例如设立隐私门诊“治疗”同性恋等等。

显然政府更倾向于接受豪瑟的观点，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直到1965年，艾瑞安爵士（Lord Arran）向上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性犯罪的刑法修正案，企图通过立法使年满21岁的同性恋于私人场所进行性行为不再违法。一年后，汉弗莱·伯克利（Humphry Berkeley）向下议院提交了同样的建议。然而伯克利在1966年的换届选举中失去了他的议员席位，于是里奥·艾伯瑟（Leo Abse）接过了他未完成的事业。

在经历了若干次的激烈辩论和深夜投票后，1967年7月27日《性犯罪法》（Sexual Offences Act 1967）终于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。该法案替代了1861年《人身犯罪法》和1885年《刑法修正案》的相关内容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同性恋非刑事化得以实现。

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的事件，虽然它来得太缓慢，而且离真正的平权似乎还很远。不过只要付出了努力，该到来的终究会到来，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。

• 1980年，通过SMG（Scottish Minorities Group）的努力，苏格兰实现同性恋非刑事化。

• 1988年5月，《地方政府法》（Local Government Act）获得通过，该法案第28节禁止在学校宣扬同性恋行为，或进行同性恋教育。

• 1990年，发生了几起针对同性恋的谋杀案。

• 1994年2月，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。另一项拟将合法年龄降至16岁的提案在下议院被否决。

• 1998年6月，下议院通过将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降至16岁的提案，但该提案在上议院被否决。

• 2000年2月，由于将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降至16岁的提案再次被上议院否决，下议院议长迈克尔·马丁（Michael Martin）宣布行使《议会法》授予的权利使该项提案被强行通过。（这是自一战以来，英国下议院第四次行使该权利。）9月，依据欧盟人权法庭的判决，英国国防部撤销禁止同性恋从军的禁令。另外，苏格兰于当年废除《地方政府法》第28节的内容。

• 2001年，伦敦市长肯·利文斯通（Ken Livingstone）实现了他竞选时许下的诺言，伦敦宣布接受“同性恋伴侣关系”的登记。

• 2002年11月，议会通过立法，授予单身同性恋及同性恋伴侣领养权。

• 2003年，英格兰和威尔士相继废除《地方政府法》第28节。

• 2004年，《公民关系法》（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）获得通过，并于2005年12月5日起生效，该法案授予同性恋登记成为伴侣的权利。虽然名称不同，但同性伴侣享受异性夫妻在财产、继承、移民、纳税等方面享有的一切民事权利。
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：辩论
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虽然是针对同性恋和卖淫问题做出的，但其核心内容却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，即公法与私德之间应存在界限。然而在报告出版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争议的焦点均集中在“性道德与刑罚”这一相对狭窄的层面上。直到两位学界顶尖的人物出面之后，争论才提升到了法理的高度。

帕特里克·德夫林（Patrick Devlin），父亲是教会建筑师，母亲是新教教徒，兄弟姐妹中有两位修女和一位牧师。曾就读于剑桥大学，专业是历史和法律。毕业之后成为一名商业律师，并在二战期间为多个政府部门工作过。1948年他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，时年42岁，是20世纪第二年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，次年被授勋。

作为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德夫林认为，法律和道德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。道德是法律的依据和最终评价标准，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及理想。而社会的存在和维系有赖于社会大众共同的道德观，道德崩坏会（如叛国）对社会的存在造成威胁，甚至引起社会崩溃。因此，为了保护社会，法律应该对不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进行干涉和制裁。

1959年7月，德夫林于英国科学院所作的第二届马克比（Maccabean）演讲中阐述了他的观点：第一，社会有权利对道德问题做出判断；第二，社会有权利使用法律强制实行它的判断；第三，可以用一种确定公共道德的方法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实施法律强制。

德夫林的这一论调引起了另一位实证法学家的严重不满，那就是时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的赫尔伯特·哈特（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）。哈特质疑的重点是德夫林的“社会崩溃论”。他提出：第一，如果一个社会的应然道德与实然道德不相符—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，用法律强制维护这样的社会就有道德问题；第二，即使应然道德与实然道德相符，仍然必须证明实施法律强制的正当性，某一行为即使依照一般的行为标准被视为不道德，并不足以使该行为成为应受法律惩罚的理由；第三，有一部分道德需要实施法律强制，但这并非是因为那些行为悖离了道德，而是因为对他人造成了伤害。

在指出了法律强制实施道德会存在道德问题之后，哈特进一步质疑了德夫林观点的逻辑起点。首先，德夫林称违反道德会损害社会，甚至引起社会崩溃，但他没有给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；其次，德夫林将维系社会与维系道德当成了同一件事，那即是说对道德实施法律强制，仅仅因为它是“道德”，哈特称这样的观点连功利主义都不算，只能说是一种伪功利主义；最后，哈特还指出德夫林用以确定公共道德的方式也很奇怪，即去询问一个“心智健全，具备普遍被接受观点的理性人”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非理性的，混淆了道德问题和感情问题。

两人之间的辩论持续了数年之久，形成两大阵营，并被视为英美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一次较量。而且，两方各自的观点也被集结成书，德夫林的是《强制执行道德》（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），哈特的则是著名的《法律、自由与道德》（Law, Liberty and Morality）。

辩论的最终结果是德夫林撰文，收回了自己先前的观点，哈特一方获得了胜利。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辩论，时至今日，尽管法学流派众多，但几乎都承认法律的基本职能是“维护社会秩序”，而不应该“对道德实施法律强制”。

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：委员会

John Wolfenden

持续的“大清洗”让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和处刑，其中还包括一些名流和贵族。这使得民众有一种“同性恋罪犯”泛滥的认知，甚至引发了道德恐慌。1953年12月，德斯蒙德·唐利尼（Desmond Donnelly）和罗伯特·布思比（Robert Boothby）呼吁政府对此采取措施。面临巨大压力的保守党政府于是在1954年8月24日任命约翰·弗雷德里克·沃尔芬登（John Frederick Wolfenden）组织一个委员会，对同性恋和卖淫等问题进行调查。

沃尔芬登时任雷丁大学副校长，此前也一直致力于教育工作。然而决定由他担任委员长的政府官员当时肯定不知道，沃尔芬登的儿子，杰里米·沃尔芬登（Jeremy Wolfenden，之后成为《每日电讯报》驻莫斯科记者和英国间谍），恰巧也正是一名同性恋者。

包括沃尔芬登在内，该委员会成员共15人，3名为女性。从事的职业有政府官员、议员、法官、大学教授、医生等等，部分人还有教会背景。从1954年9月15日第一次会议开始，委员会共举行了62次集会，其中的32次为问讯证人。这些证人中有的是精神病学、犯罪学的专家，有的是同性恋者。

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三年之久，其间有两人退出。最后，绝大部分委员会成员都取得了共识：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，也不是犯罪，更不应该受到惩罚。只有一名成员，詹姆士·亚岱尔（James Adair O.B.E）表示无法认同这个观点，不过这并不能影响委员会取得最后的结论。

1957年9月3日，长达155页的《同性恋犯罪和卖淫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》（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Homosexual Offences and Prostitution）出版了。出于传统，也为了方便，这份报告又被称之为《沃尔芬登报告》（Wolfenden report）。

这份报告中写道：“我们认为，它（刑法）的功能是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及体面的行为，对公民进行保护，使他们不受到侵犯和伤害，并且提供充分的安全措施以防止剥削和腐化他人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为年轻、身心较弱、没有经验，或者是特别在现实上、身份处境上及经济上要依赖他人者。……成年人之间自愿且在私下进行的同性恋行为，不应再被视为犯罪。……在私人道德领域，社会与法律应该给予个人选择及行动的自由。……法律应该留下一个属于私人的，道德与不道德的领域，这个领域，简言之，不关法律的事。”

可以想见，这样的一份报告在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多大的反响。《旗帜晚报》（The Evening Standard）称报告是一种“倒退，并应该受到谴责”，《每日邮报》（Daily Mail）也认为：“不进行处罚，只会强化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，使他们愈加堕落”。

支持《沃尔芬登报告》的声音当然也有。《纽约时报》（The Times）认为：“不牵涉未成年人、强迫、欺诈和公然猥亵的性行为不应该受法律的管辖。”《伦敦经济学家》（The London Economist）也表示赞同，认为：“现行法律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理性，不合逻辑的。”